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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当说，这个概括是很到位的。

18世纪末美国革命时代的著名政治理论家潘恩(Thomas Paine)曾有一句名言：在美国，法律是国王(In America, the Law is King)。在美国宪法理论中，核心的问题恰恰为是否应该由司法机关专司宪法审查和宪法解释。

简单来讲，美国宪法包括《美国宪法》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更包括由《美国宪法》而生成的美国宪法文化、宪法信仰和宪法精神。(28)紧随该案的是2003年的Grutter v. Bollinger案(29)和Gratz v. Bollinger案。美国认同的危机在9·11事件之后变得更加明显。如果说19世纪的美国还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国家的话，(75)20世纪以来随着种族的融合、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兴起，日益变得没有核心文化，甚至重提新教白人文化都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美国宪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对于美国构建历史共同体的重要性。

Rustom Cavasjee Cooper v. Union of India, (1970) 3 S. C. R. 530, 592(India)(讨论《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征用条款)。(13)有些国家的宪法法院或司职宪法审查的最高法院，也明确要求下级法院参考外国法或国际法资源。[②] 需要简略说明的是，笔者在对82宪法进行解读时，所依托的解释框架是笔者所建构的一体二元三维中国宪法理论体系。

相反，它会因为人们未能遵守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而责备他们。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而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国家以所有的形式对资源占有、使用予以规制，并基于平等的自由观对每一个国人的人生处境都抱有同样关切，才能遏制人性与社会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才能让每一个人的人生梦、中国梦得以真正的实现。虽然受到立法技术和立法能力的制约不可能全面列举公民私有财产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未列举的私有财产可以不加保护。

依托一体二元三维解释框架，从体、元、维三个角度出发，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和政体三个核心概念，可以把82宪法宏观性地解释为：就一体中国而言，中国宪法典通过确认逻辑、展望逻辑和规定逻辑完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建构。只要通过合法的民商事行为所获得的收益都应该在强力保护的范围之内，甚至连从事民商事行为的机会都是一种财产形态。

其二，从主体的权力指向来看，在逻辑上可从执政党和人民政协两个层面做出解释。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共同体内自治组织数量的增长、共同体自我管理范围的扩展、共同体内决策公共性的提高，以及公共治理结构的确立，应当是判断自治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人民是有政治目的和伦理追求的，人民共和国就是帮助人民实现其政治理想，它要教育、训练、帮助一个民成为公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其三，通过五个根本法内容的剖析，将中国宪法在整体上定位于政治法，并进而指出了中国政治立宪主义的发展方向。

所以，在治理主权系统中，那种具有阶级斗争色彩的革命就不应该存在，[89]尤其是在把治理[90]写进执政党重大决定的当下就更是如此。[82]另外，中央——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深受中国政治主权系统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及相关制度机制的影响。可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达不仅出现在宪法第二条之中，在宪法第一条第一款中也存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在宪法序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达也至少出现四次。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政治主权系统或国体Ⅰ层面又可明了这种规定的必要性，甚至这种义务所具有的不可选择性。

在笔者看来，八二宪法并不是对五四宪法的回归，而是基于执政党相关理念和政策的变化[12]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的一种新的政治决断或宪制安排。它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是异类，是独立于劳动者本身的力量。

社会的规模很大，成员多为互相不了解的陌生人，稳定的生活秩序的形成，必须依靠合理行为法则（法律、风俗习惯）的建立与遵行。[40] 转引自郎咸平、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60—61页。

郎咸平教授在其近著《郎咸平说：改革如何再出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十三章我为什么反对教育部减负令？中也有所讨论。实际上，如果要对其做出更为丰富的解释，就需要从历史学乃至政治哲学的角度去考察宪法典序言所载的革命之意涵。[16] 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6页。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相当于这个政治有机体的肌肉，而国家机构相当于这个政治有机体的骨骼。尽管是宏观的，但笔者认为这种解读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中国宪法典的整体性与结构性面貌。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为了解释上的便利，这里对其存而不论，特此说明。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政治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声明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的话语和政治背景之下，把认真对待的学术目光更有针对性地聚焦在82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挖掘其特有的文本意涵和制度特色，从而为中国宪法的规范实施贡献出经由认真对待所产生的成果，无疑更为迫切和更加必要。

韩秀义：《中国宪法权利新类型的划分、解释与应用》，载于《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在宪法典中，对中国未来的设想和展望体现在宪法典序言第七段后半部分至第十二段的内容之中，其中，第七段后半部分中的将继续具有引领和标识性意义。

而就推进的方向与着力点而言，认真对待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或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宏观的中国建构只能展现一体中国的整体存在，还无法使国家秩序具体化，所以，就需要进入宪法典的制度性内容，因而在解释上也就需要进入二元层面。

第三个矛盾性结构是，宪法的制定就是要安顿革命，就是要进入后革命的国家建构（state construction）状态，但实际上，中国宪法的革命张力和后革命诉求之间是明显相悖的。[48]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执政党的政治话语，还是现行宪法典的规范表达，都主要集中在权利、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这四个重要概念上。尽管如此，认真对待宪法这种方向正当的学术倾向还是需要转化为学术上的现实操作，否则，就可能由于这种学术主张或倡导仅仅止于宏大而削弱其自身所应具有的功能和意义。对于这些关系而言，远不是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概念所能包含的。

[35] 宪法典总纲中的第六条至第十八条专门规定了经济制度。虽然马克思的预言没有转化为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思想没有力量。

（详见中国宪法（典）四种面相图示） 从中国宪法典的文本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宪法渊源和宪法形式两个方面。（5）通过监督和监察来矫正社会自治中的不当行为（如基层贿选）。

这种政治决断并不像以往那样是一种完备性学说，而是留有许多空白。建构中国的宪法表达就是中国宪法典序言的最后一段话：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因此，就有必要对认真对待宪法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继续推进。按照经济学的术语，只要属于生产要素，就应该按照要素所有权分享利益。因此，尽管各省发展和加强了它们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中央也在调整它和各省的关系。若要尽可能地清晰解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涵，则需要两个重要支点作为保证：一是要有相对合理的解释框架，二是要严格依据宪法文本，尤其是第三条。

进而言之，82宪法的具体制度呈现了二元存在的特征，即：国体Ⅰ和国体Ⅱ并存，政体Ⅰ和政体Ⅱ同在。虽然蔡定剑教授对于中国宪法典具体规定的解释非常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获得的解释结论必然合理与精准。

正如蔡定剑教授所解释的：在宪法中规定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内容，是中国宪法的一大特色。[⑥] 在笔者看来，中国宪法之五个根本法的提炼，至少具有如下转折性意蕴：其一，以宪法序言为基点，从整体角度完成了对中国宪法文本根本法内容的梳理与解析。

因此，就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去探求公有制的基本要义。虽然国体Ⅰ包含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维内涵，但这三个维度最终在政治主权系统的框架内统一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复合性的根本法结构中。